公司控制人根据合同转移财物，不亦轻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前湖北省首富兰某某涉嫌诈骗被判无罪案，与笔者此前代理的一个案件有颇多相似之处，笔者代理的案件两次都是最终无罪处理。相似地方是两方商议合作收购一个公司，我方找来的资源和具体操盘，但没有实际出过钱，对方主要负责出资。后双方股东出现矛盾，对方开始刑事控告，我方当事人先后两次被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等罪名拘捕。其中也涉及一笔资金被对方控告是我方擅自转移，这跟兰某某案件中，指控其擅自将合作公司股权转移至其他公司有相似之处。
笔者认为，在经济获得中，很多时候出钱比例并不等于权益比例，一方根据各方协议约定，即便是出钱少甚至是没有出资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在经营期间转移财物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合同诈骗、诈骗或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特别是针对诈骗罪，要考察合同签订时的主观故意、律协能力、转移的意图等等方面综合判断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人根据合同成为合作经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在已取得财物并实际履行约定用途后，处于争夺公司控制权或其他原因，暂时性的将股权或其他财物转移至他处，但未造成无可挽回的转移、灭失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应从几个方面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1.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如果并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且在未来可期待的时限内都不太可能达成履行合同的实力，则其签署合同的目的自始就是不能实现的，行为人一开始就是存在严重欺诈，导致合同相对人处于损失财物的重大风险之中。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很多行为人早已严重资不抵债，其为了偿还更紧迫的旧债务或为了其他用途得到财物，实际上其不可能履行合同，这就存在非常大的非法占有故意了。
2.看行为人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有无欺骗行为。
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存在欺骗或隐瞒，但在履行过程中，如果已经将其中相关风险告知合同相对方，相对方仍愿意履行的，属于相对方自愿承担其中风险，则就很难认定是基于受骗而交付财物了，一般只能视为合同纠纷。
3.看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行为人订立合同后，为了履行合同义务必然要有所作为以促进合同目的的达成。但如果行为人收取相对方财物后，挪作个人挥霍，或其他高风险非法获得，不能以其收取的财物合法的“钱生钱”，则必然无法达成合同目的，其主观上往往就被认定具有合同诈骗故意。
4.看行为人在违以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具有真实履行意愿，很多时候要结合后续行为来综合判断。真实签署且有意履行的合同，行为人除了有相关履行行为外，还会在不能完成合同目的时愿意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果行为人既无履行行为，又在事后以隐匿行踪等方式逃避自己的责任，往往就会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但这要区分基于侵吞财物目的的逃匿行为和为了躲避追债而暂时性的躲避行为。
5.考察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受一直以来司法观念影响，我国司法系统长期有“客观归罪”的思想，虽然这些年已有很多观念的转变，但“客观归罪”的思想仍是存在的，特别是一些年纪较长的办案人员，就会认为有一定的欺骗行为，又没还上钱的，就是诈骗犯罪。但在经济生活中，行为人无法履行合同又无法及时退还财物的情况非常普遍，原因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数是主观上想履行合同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况，对此应该当做合同纠纷处理。近些年来，最高院及各地法院也有诸多判例，一直在引导的一个裁判规则就是要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不能因合同未能履行就推定具有诈骗的故意。
在笔者办理案件以及一些公开报道的判例（如兰某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中，就有行为人在未经合同相对方同意、知情的情况下，独自决定转移股权、资金等财物的行为。这在实践中，需要综合判断其转移的动机，除了处于非法侵吞的故意，很多时候还可能是出于对合作公司、项目的控制权的争夺，而暂时性转移，特别是股权、房产等登记的财物，因其转移走向很明显，且也有转回的余地。那么这些财产并未被恶意进行售卖、抵押、质押或二次转移之前，财产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转回，并不需要过多的刑事手段介入。
此外，即便认定行为人根据合同控制财产后，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要判断产生该目的的时间节点，这也是判断是否是犯罪或诈骗类犯罪与其他侵财类犯罪的重要区分点。若占有财物的故意，是取得财物之前或之中，则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若是在取得财物之后产生，则不应该是诈骗，但可能涉嫌职务侵占、侵占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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